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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康民:重慶黨史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上)

2019-02-12 12:06:08來源:紅巖春秋雜志社



簡 奕


胡康民(1932-2007),湖北枝江人,研究員。1948年9月至1951年7月,在重慶清華中學學習。1951年7月參加工作,1953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10月至1980年7月,任中共江北區科協副主任。1980年8月至1984年2月,任重慶市委黨史工委干事。1984年2月至1985年8月,任重慶市委黨史工委編研室主任。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任重慶市委黨史工委副主任。1990年12月至1993年12月,任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被國務院批準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1989年至1992年,兼任紅巖春秋雜志社副主編。1992年至1997年,任紅巖春秋雜志社主編。

半路出家,拓荒重慶黨史研究工作

胡康民做黨史,是半路出家。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和研究工作得到了重視和加強。在此背景下,1980年4月,根據中央和四川省委有關精神,重慶市委宣傳部、市委組織部、市委統戰部聯合向市委上報“關于組織老干部撰寫革命回憶錄和收集整理重慶革命斗爭史資料的報告”,提出成立領導小組、下撥編制等五項建議。5月,市委批準成立重慶現代革命史資料組,并設立由市委宣傳部部長黃友凡任組長,統戰部部長劉連波、組織部副部長梁子平任副組長的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選調三名干部從事此項工作。就在這時,胡康民被調來資料組,同時調來的還有鐘修文——市委黨史研究室的首任領導、唐祖美——川東地下黨老同志。三人作為資料組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專職干部,在黃友凡的領導下,組成了市委黨史研究室最初的雛形,可謂“創業元老”。

1981年6月5日,資料組領導小組改為重慶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征集小組下設辦公室,簡稱“黨史辦”,這就是市委黨史研究室被人稱作“黨史辦”的濫觴。

1982年12月6日,經重慶市委同意,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改為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市委黨史研究組改為市委黨史研究室,兩個機構共同設立一個辦公室,成為市委的一個工作部門。由此,確定了黨史研究室既是市委主管黨史工作的部門,又是黨史研究部門的職能職責。而胡康民也由創業元老,一步步走上黨史部門的領導崗位。

仔細研究胡康民的工作履歷,不難看出,從事黨史工作之前,他的人生經歷已然豐富。讀中學時,他是地下黨領導的重慶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和清華中學學運骨干。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團委系統工作。此外,他曾在農村下放勞動,還在江北區委宣傳部、農工部、工交部及科協等多個部門工作,從江北區科協副主任的任上被調到資料組領導小組辦公室時,他已48歲。這樣的年齡再轉行做學術,也許有人覺得太晚,但胡康民顯然不這樣認為。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奮進的年代,人人都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拼命工作,以挽回被歷次運動耽擱的時光。黨史部門的開創者同樣如此。當時,黨史研究室歸口宣傳部,市委宣傳部部長黃友凡曾是地下黨的負責人,對黨史工作非常關心,許多大事親自過問,是黨史研究室的“掌火”人。在黨史研究室的具體工作上,鐘修文管總,兢兢業業于行政事務和后勤保障;胡康民分管業務,戮力于黨史征、編、研領域的拓展和精進。中間有段時間加入一位“后勤部長”——辦公室主任胡北淇。當時黨史研究室上有“掌火”人,下有“一口鐘,一把二胡”,他們用高度的責任感、事業心,篳路藍縷,不辭辛苦,共同開創和奠定了重慶黨史研究的良好基業。

到了20世紀90年代,市委黨史研究室已組織征集到各類史料約10000余件、50000多萬字;編輯并出版的各種資料著作共計35種,約721萬字、發行295440冊,獲得省市政府獎4種,獲省市學會獎5種。其中編輯出版了兩套系列叢書,一是以反映重慶地方黨史為主要內容的《重慶黨史資料叢書》,共編輯出版了18本;二是編輯出版《南方局黨史資料叢書》中的《大事記》《統一戰線工作》《群眾工作》。為配合上述兩種叢書的編輯出版,先后創刊《重慶黨史研究資料》《南方局黨史資料》《紅巖春秋》,三個刊物共出刊111期,約786萬字、28940冊。此外,還出版了《重慶黨史人物》,共收入重慶重要黨史人物43人。這些書刊的出版,為積累史料和編寫中共中央南方局歷史和重慶黨史奠定了基礎。

對于胡康民個人而言,能夠轉行做黨史,又何嘗不是一件幸事!

胡康民一生手不釋卷,涉獵很廣,尤其酷愛文史。參加工作后,他自學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又基本通讀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他積累了深厚的歷史底蘊。而長期的基層工作,不僅使他熟悉農村、工廠、學校、街道和機關等各方面的情況,更賦予他深植現實的研究視角。

此時重慶黨史研究尚是一片荒蕪,大量史料埋藏在各處檔案館、博物館的故紙堆中,散落在全國各地的當事人的記憶里,有待發掘、征集和整理。因此,資料組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收集整理抗戰期間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爭史料;收集整理重慶、川東地區黨的建立、發展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斗爭史料;收集整理本地區現代革命史上重要歷史人物、革命烈士的生平傳記和有關史料”。

胡康民正是從征集史料開始,查閱檔案,訪問當事人、知情人,實地察看……點點滴滴地積累,逐漸完成了對重慶黨史的自我架構。短短幾年間,他成為“重慶黨史的通史專家”“重慶黨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

破題川東,為平反冤假錯案鼓與呼

重慶具有光榮悠久的革命傳統,黨在重慶地區的地下斗爭壯麗多彩,經驗豐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的8年,更是中共黨史上光輝奪目的篇章。隨著《紅巖》《在烈火中永生》等優秀文藝作品的暢銷和傳播,川東地下黨的斗爭事跡影響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長。胡康民破題重慶黨史,正是以川東地下黨研究為突破口。

曾經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期,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受誤解、非議,甚至被惡意歪曲、誣蔑。比如在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中,地下黨被誣為“紅旗黨”,中共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被逼自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南方局作出的偉大功績和積累的豐富經驗在中共黨史著作中沒有得到應有反映,而川東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乃至許多一般黨員更是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得不到承認,挨整受壓,蒙受冤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撥亂反正,恢復歷史的真相,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強了黨史研究工作。如何配合有關部門解決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幫助蒙冤不白的老同志恢復歷史名譽,弄清楚被混淆的歷史,是剛剛組建的黨史部門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當時浩劫剛過,“左”的思想阻力仍比較大,有的職能部門同志不懂得歷史的復雜性,落實政策工作遇到不少困難。而許多老同志身心所受傷害尚未痊愈,心有余悸,有的頭上還戴著“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帽子,處于監督勞動地位,不敢談、不愿談過去的革命歷史。針對這些情況,胡康民用熱情誠懇的態度使他們打消了疑慮,敞開了心扉,搶救下不少難得的黨史回憶資料,厘清了從檔案里找不到的許多史實脈絡及生動具體的歷史細節。

胡康民根據史實,反復向有關部門申訴,并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為不少同志討回了公道。據統計,當時全市共復查處理了地下黨遺留問題1312件。這龐大的數字里,就包含了胡康民的認真努力和辛苦付出,他也因此得到了市領導和老同志的稱贊和認同。

在此過程中,胡康民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和重構重慶黨史。他本著還原歷史的嚴謹態度,通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寫出了《<挺進報>事件的前前后后》《關于川東地下黨歷史上幾個問題的探討》《解放戰爭時期重慶學生運動述略》《解放戰爭時期重慶地下黨外圍青年核心組織簡況(初稿)》等重要文章,用大量扎實的史料科學地定義了“川東地下黨”的概念,雄辯地說明了川東地下黨的歷史功績,同時客觀地評價了地下黨在斗爭中的錯誤做法和受到的重大挫折,在學術上和資政上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直到今天仍然有著極強的史學價值。

川東地下黨老領導蕭澤寬曾評價胡康民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使歪曲了的歷史恢復了本來面目,為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黨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翔實、具體的史實依據。”“為確定重慶地區黨的七個外圍組織的性質,承認加入者革命工齡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如此種種,使得胡康民當之無愧成為了川東地下黨研究第一人。

發掘檔案,首倡“獄中八條”研究宣傳

此后,胡康民繼續以嚴肅的態度、飽滿的感情研究川東地下黨歷史,并且成果累累。

他收集了大量歌樂山烈士獄中斗爭的檔案和口述資料,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陸續撰寫了多篇反映烈士獄中情況的文章,如《許建業上當事出有因》《重振士氣的斗爭》等,并以此為基礎開展了對烈士精神的系統研究。他在1991年撰寫的《歌樂英烈浩氣長存》,集中體現歌樂英烈的獄中斗爭和崇高精神,算是重慶最早系統研究烈士精神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最為重要的,是他發掘出了后來膾炙人口的“獄中八條”,并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宣傳,使其影響迅速漫延。

一位曾在胡康民手下工作的同志回憶,1989年夏,他陪胡康民到北京拜望蕭澤寬。談話中,蕭澤寬講到羅廣斌在重慶解放初期寫過一個材料,向黨組織報告了白公館、渣滓洞獄中的情況,其中第七部分是獄中同志給黨組織的八條意見。蕭澤寬條理分明地回憶起這八條意見的主要內容,動情地說這是烈士的囑托,很重要也很有現實意義,希望能找到這份檔案好好利用。

此時胡康民已經研究黨史多年,對這事卻聞所未聞。他感到非常振奮,回到重慶后立即開始尋訪。當年這個材料只在重慶市少數領導之間傳閱,而羅廣斌將報告上交黨組織后,遵循保密紀律,對此事絕口不提。時隔幾十年,再去尋找這樣一份不為人知的材料,無異于大海撈針。

胡康民先是到市檔案館查詢無果,正在一籌莫展之際,他與市委辦公廳文檔處原處長李寶山聊天時提到這事。李寶山依稀想起,他在整理組織部交來的干部人事檔案的目錄里,似乎看到過這條目錄。于是,又經過一番查找,最后在市領導的大力支持下,胡康民帶著特批的條子,從檔案館取得了這個塵封數十年的檔案。

報告共七個部分,2萬多字,“比較充分地反映了當時地下斗爭、監獄斗爭的艱難歷程、大破壞帶來的慘痛教訓和烈士們的崇高精神風貌”。報告的核心內容是第七部分“獄中意見”,共3000多字,分作八條闡述了獄中同志的臨終囑托,是烈士心聲的最后吐露。胡康民如獲至寶,連續多天對報告進行了仔細研讀。他感到,獄中同志的最后意見冷靜深沉,著重從黨的工作自身找問題,深刻總結了川東地下黨的經驗教訓,十分寶貴,必須向大眾公布。

胡康民結合自己對川東地下黨的研究,寫成《血與淚的囑托》一文,在當年《紅巖春秋》雜志“渣滓洞、白公館烈士殉難40周年紀念特刊”中用“石化”筆名發表。文章雖然僅兩三千字,但對“獄中意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剖析,其思路依稀可見日后的《<獄中意見>警鐘長鳴》的影子。

這篇文章向外界披露了獄中八條意見的主要內容(均出自原文的小標題,只在個別字句上略有調整),計有:一、防止領導成員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組織(后來改為“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進行整黨整風;八、懲辦叛徒特務。這也是“獄中八條”的首次面世。

1996年,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舉辦《紅巖魂》全國巡回展覽前,胡康民代表市委黨史研究室指導該展覽時,著力表現了“獄中意見”。展覽全國巡回展出兩年,在觀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和共鳴。1999年,“獄中意見”又放在北京舉辦的《為了共和國的誕生》展覽中,引起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

胡康民沒有就此止步。他感到獄中報告的內容實在豐富,還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次年,他撰寫出1.6萬字的《<獄中意見>警鐘長鳴》。文章以詳盡的史實,嚴謹的態度,首度全面反映了“獄中意見”產生的經過,深入挖掘了背后的故事和刻骨的教訓。文章夾敘夾議,史料豐富,論述精辟,耐人尋味。無論是思想深度還是文字水平,都稱得上其代表之作,在當時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至今仍然是研究“獄中意見”的重要參考。

文章結尾部分,在深刻總結了“獄中意見”的現實意義后,胡康民振聾發聵地指出:“地下時期,考驗共產黨員的是生死關、毒刑拷打關、敵人收買關。叛徒們過不了這幾關,出賣的是革命,是黨的組織,是黨員的人頭。”執政以后,“考驗共產黨員的是名利關,色情關,權力關。腐敗分子們也過不了這幾關。他們出賣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是黨的形象,是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腐敗分子就是新時期共產黨的叛徒”,“人們仿佛聽見,烈士們在地下發出長嘯。切莫將這血淚的囑托化作了過眼煙云,隨風飄去”。

文章發表后,在普通群眾和業內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新一輪宣傳、研究“獄中意見”的高潮。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紅巖春秋》

編輯/韓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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