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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突出作用

2017-09-25 16:54:13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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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鵬

9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紀念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我們有必要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突出作用、特別是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奉獻進行全面認識和充分了解,澄清否認“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指責共產黨軍隊“游而不擊”“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等錯誤認識,以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時間上,中國共產黨是有組織開展十四年抗戰的唯一政黨

2017年春季中小學教材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敘述中,十四年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明確說到:“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1931年就開始了。”在2005年、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7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同志、習近平同志都沿用了“十四年抗戰”的說法。從“八年”到“十四年”,不是數字相加和政黨之間的意氣之爭,而是有著法理依據和史實根據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導致東北三省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喪、3000多萬同胞被蹂躪。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采取了與國民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事變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布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這是世界二戰史上第一個反法西斯的正義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國人民一致動員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

國際法上的戰爭或法律上的戰爭狀態既要有事實的要素,也要有意識的要素。戰爭的開始,必須通過宣戰,可以不一定是布告宣戰或宣戰聲明,只要有交戰意向的明確表示即可,這樣廣義上的宣戰實際上就成為國家關系由和平狀態進入戰爭狀態的一個重要標志。因而中共滿洲省委和中共中央發表的抗日宣言,就成為中國“十四年抗戰”法律上的重要證據。而國民政府因長期想對日妥協以息事,1935年還在日本“親善”誘惑下將中日外交關系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直至1937814日才正式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到19381月日本宣布不承認國民政府后才從日本撤除大使館。

從史實來看,九一八事變后,約20萬裝備精良,建制完整的東北軍“不抵抗”撤到關內,在這場近代以來最大的反侵略戰爭面前,無論是當時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其他黨派,都沒能勇敢地挺身而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擔負起了這一歷史重任,其領導的東北紅色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貫穿了十四年抗戰的全過程。1938年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稱贊東北抗聯是“在冰天雪地與敵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斗之模范”,194811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曾專門做出決定,稱東北抗聯“是中國共產黨光榮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空間上,中國共產黨承擔了最艱苦的敵后戰場戰略任務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面臨的最大一場對外戰爭,作戰空間空前廣闊,淪陷區有261500多個縣市,面積600余萬平方公里。中國共產黨成立于南方,七七事變之前,黨的主要黨員、組織、政權和軍隊主要在南方和西北地區。而抗日主戰場的東北和華北地區,黨組織不健全,黨員人數較少,幾乎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大膽實行“敵進我進”的方針,深入敵占區打擊敵人,開辟敵后戰場,承擔了最艱苦的戰略任務,連日軍也稱贊“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堅強意志”。最北邊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中有東北抗日聯軍,從產生之初便孤懸敵后,其處境之慘、生活之苦、戰斗之殘酷,難以用語言描述。主戰場華北抗日根據地,19411942年,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掃蕩”132次,1萬—7萬人的大“掃蕩”達27次之多,有時在同一地區反復“掃蕩”三四個月。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每個敵后根據地幾乎都面臨日、偽、頑三方的夾擊,幾乎每個偽政權都把“反共”作為施政綱領,通過丑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為反共防共及淪陷區清鄉綏靖尋找理論根據。南方地區有新四軍建立的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直接威脅汪偽政權核心區域的滬寧杭地區。華南地區有華南游擊隊,其下屬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被日軍占領的三年零八個月中唯一一支堅持抗日的武裝力量。最南邊赤日炎炎的天涯海角有瓊崖抗日游擊隊獨立縱隊。這些抗日武裝物質供給短缺,武器裝備簡陋,斗爭環境艱苦。正如朱德在七大報告中所指出,“我們最困難的,是部隊裝備和軍用器材問題”,“幾年來解放區戰場的勝利,便是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獲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也有敵后戰場,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上提出新的抗戰策略:“政治重于軍事,游擊戰重于正規戰,變敵后方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敵后方。”在每個戰區配備若干游擊縱隊開辟游擊區和冀察、蘇魯兩個敵后戰區,最高峰時,國民黨敵后抗日武裝總計近100萬人。1941年國民黨軍游擊隊是共產黨軍總數的2.63倍,槍支是4倍,但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喪失了。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在淪陷區先后建立起的19個抗日根據地,經歷了無數次殘酷的“掃蕩”,付出了巨大犧牲,但日軍沒有從戰略上摧毀任何一個根據地,反而是越挫越勇,越抗越大,一直斗爭到日本投降!

效果上,中國共產黨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不愧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的說法最早出現于1941525日毛澤東同志所著的《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中:“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是相對于“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而提出的。

在國民黨營壘中一直存在著“亡國論”的思潮,這是“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礎,七七事變之后,又有“再戰必亡”的論調。在此影響下,據不完全統計,19377月至194412月,在國民黨官員、軍隊中,先后投敵的有黨政要員62人(其中中央委員20人),旅長以上的高級將領58人,成建制整軍整師投敵充當偽軍50余萬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通過積極的抗日形勢和政策教育,全黨上下精神振奮、士氣高昂。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提到“抗戰”93次、“抗日”91次,提到“勝利”89次,“抗戰”“抗日”與“勝利”的比例幾乎是11,并指出“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正是由于我們黨堅定的抗日意志和必勝的抗日信心,黨內沒有一名中央委員投敵變節,黨領導下的軍隊沒有一支成建制投敵。我軍當時沒有實行軍銜制,而國民黨軍隊旅級干部一般授予少將軍銜,按此標準,《八路軍》(表冊)一書烈士名錄(團級及以上干部)收錄728人,而干部名冊收錄有團級以上干部3438人,以此數據進行計算,犧牲(或死亡)比例超過五分之一,其中旅以上干部犧牲102名。據《新四軍英烈志》記載,新四軍有350個團以上干部犧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犧牲45人。東北抗聯犧牲的旅以上將領153人,華南抗日游擊隊犧牲的旅以上干部有2人,中共武裝在抗戰中總共犧牲旅以上干部達302人。由此可見,我黨我軍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巨大犧牲,“中流砥柱”名符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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